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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阅第十四期》  中国之路:国家的最大创新
作者:佚名    决策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754    更新时间:2014/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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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237期)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二O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国之路:国家的最大创新

胡鞍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创新、集体创新、加速创新、不断创新的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这正是源于中国的创新。那么,人们还会再进一步问道: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这就是开拓了“中国之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照搬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教条主义,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当时要求学习西方现代化,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但更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独辟蹊径,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邓小平提出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所谓“非西方国家”(如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创造出了大国迅速崛起的世界奇迹,也走出社会主义国家富强的“人间正道”。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之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什么是中国改革的创新?笔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

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以技术创新为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有效保

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这是一个广义的创新定义,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创新实践,并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创造世界最大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同样没有先例。

中国创新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别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二是中国人民的创新,包括工人、农民的创新,企业家、创业者的创新,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以及无数人才的创新。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国家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这就大大超越于仅有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创新的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使得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还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二、中国思想创新机制

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机制在于思想创新、观念创新。包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改革的过程还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过程。因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变为观念创新,又因观念创新而变为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

这种“解放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用“Ideas增长模型”解释,其中Ideas包括观念、主意、知识、经验、智慧、思想及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软投入”与增长成正比,即使在“硬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在比较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及其来源时发现,改革时期(19782010)比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经济增速高出了34个百分点,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重要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由负变正,达到3%~4%的水平,而这一转变正是由Ideas所发挥的“边际报酬递增”重要作用所带来的,也深刻反映了“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和长期红利。

在中国,任何Ideas创新都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这是因为中国总人口规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例如美国1870年开始崛起时只有402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1950年日本开始崛起时为8380万人,到1973年时为1亿多人;而1978年中国开始崛起时总人口为9.6亿人。同一种创新对不同规模的人口会有极大的边际性差异,也反映了中国Ideas的规模效益。正是由于这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指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三、“两个大脑”共同创新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思想库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4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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