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期

（总第236期）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二Ｏ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官员博士名利场

陈舒扬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的60多名副厅(局)以上级高官中，拥有博士学历的至少12人，约占落马官员的1/5。而中组部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各级官员参加过各类研究生班等“学位速取”培训。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抨击部分贪官“不学无术，图虚名，招实祸”，称“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

博士，高学历、高学识之代名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曾几何时，这一学术至高荣誉却被部分贪官运用权术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后者仕途上升、捞取名利的垫脚石，令为之寒窗苦读十余载的莘莘学子汗颜。如此丑闻，实为对知识尊严的强烈嘲讽和莫大挑战!

学历注水，博士掉价，谁之过？我们的官员考核机制、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官学之间可以轻松完成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应该如何修补制度的漏洞？这些问题，实在发人深省。

官员的博士身份，在大众的心目中，往往并非锦上添花，而是感受复杂。在“注水博士”、“权学交易”的惯性质疑下，落马官员纷纷被揭出学历学位造假。

官员对博士身份的追求，或是出于晋升的需要，或是传统的知识、文凭崇拜的体现，或是为扩大社交圈、经营政商关系树立的“门面”。不论如何，名实不符的博土学位，损害的是学术尊严和整个社会的诚信。

一、落马官员的可疑学历

官员学历造假由来已久。20世纪末，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查出伪造北京大学文凭一案，曾经成为高官学历造假的标志性事件。前段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也被举报伪造日本名古屋市大学经济学名誉硕士的学历。

不过，近年被揭发的官员学历造假，更多涉及“注水文凭”，即被认为名不副实、利用关系和身份获得的文凭，因此也被称为“假的真文凭”。

以落马不久的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为例，其个人履历中跟学历有关的经历是：1986年8月到1988年7月在云南教育学院中文系中文专业脱产学习，1999年9月到2002年7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2007年7月，从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12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委员会”委员、资源学院兼职教授。

公众对沈培平的学历质疑有三：一是按规定，硕士学位无法通过函授获得，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经历，仅意味着沈培平可以向任何一家大学申请相关硕士学位，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沈却直接获得了博士学位；二是其所修专业的跨度之大；三是其博士学位获得5个月后就被聘为教授。

2013年落马的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在担任扬州市市长时，也身居高位不忘“读博”。公开资料显示，季建业2006年获得了苏州大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从2007年开始，就有多位学者在网上指出他研究农民权益问题的博士论文抄袭了自己的论文。后据媒体调查，季建业通过多方活动，试图令被抄袭者放弃追究，比如曾提出要给其中一位学者20万元的科研项目作为补偿。而季建业的博士论文事实上也为找人代写。

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落马后，媒体披露其曾多次参选中科院院士：2007年第一次参选时，组织学者代为写书，作为参选院士的代表作；2D09年第二次参选前，试图攻读在职博士，但因没有时间上课写论文而退学。

近年落马的官员中，对学术经历的追求最为登峰造极的，当属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作为只拥有初中学历的转业军人，王立军通过自考与成教获取了中专与大专文凭后，在十余年时间里，获得了29所国内外大学、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硕导、博导、主席等头衔。王立军2007年才开始读大连海事大学的在职博士，却在当年7月就被聘为该校法硕研究生导师。

据了解，在落马的官员博士中，有一些学者型或技术型官员，由于他们本身所处领域需要较高的专业素养，在升迁之前即完成了博士教育，比如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的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哲学博士衣俊卿，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外科学博士江捍平，因不雅照落马的前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兼金融办主任、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经济学博士罗广。而更多的官员博士是在仕途升迁过程中，通过“在职教育”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这部分官员，常常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

2002年到2004年，中央四部委曾经发起过一轮清查干部假文凭的行动，后来公布的清查结果显示，全国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有1.5万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学历。近年来的曝光方式，则多是官员落马之后，被人挖出其学历“注水”、学术造假，甚至到屡试不爽的地步。一些治学严谨的高校学者，开始呼吁叫停官员在职读博。

二、升迁的刚性需求

官员读博动机多样，不过，为自己提职晋升时多一个筹码是首要原因。

1980年8月，邓小平首次指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官员的学历自此开始得到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学历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有了明确的规定。1995年2月，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进入21世纪，对干部的学历学位要求变得更高。2006年1月，中组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提出：“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据统计，在本届338名省级党委常委中，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的有85人，占1/4。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指出，官员博士化跟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文革”时期，很多人的学业都被耽搁，“文革”之后，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补学历”潮流。这确实提高了很多官员干部的个人素质和行政办事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近年来这一潮流出现了异化，很多官员注重学历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告诉记者，据其观察，热衷读博的官员中，厅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较多。在他看来，官员读博“真心为了学习、充电的不是没有，但极少”。因为在职读博会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是想充实和提高自己，完全可以采取其他学习形式。

相比以前，“干部教育培训”越来越多元化。党校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承担了培训教育党政干部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0月，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代替了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原来干部提拔必须要有党校培训经历的规定被取消，从此党校在干部培训上不再具有唯一性地位。这意味着，行政学院、普通高校等机构的教育经历进一步得到认可。

据陆群观察，在专业选择上，官员读博以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经济学等专业为重点。汪玉凯曾指出，对提高官员的工作水平来说，公共管理硕士这类应用型的学位值得提倡，学理型的学位则没有必要。

“真正想去做学问的，则应该辞职专心读书和做学问。”陆群说。

三、官学利益联盟

各种资本都可以交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呼吁叫停官员在职读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总结道：“官员读博未必是直接为了升迁。在官员看来，只要有潜在的利益，都会去捞一把。”陆群也提到，现在文凭在干部提拔使用中并不怎么重要。

官员的博士身份并不仅仅是晋升的砝码，往往也成为其扩大社交范围、经营政商关系的“门面”。

以兼职北师大资源学院教授的沈培平为例，据了解，直到2013年，沈培平都兼任该学院下设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以及“北京普洱茶研究院”院长，后者由北师大与云南省普洱市政府共同组建。根据官网上的描述，该机构“主要进行普洱茶高端顶层设计”，截至2012年6月，已到位研究经费近1000万元，并为资源学院筹集了160万元的奖教学金。而在2009年12月到2013年1月间，沈培平正担任云南省普洱市市委书记。

而季建业在攻读苏州大学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苏州大学的校董，并实际参与了学校与社会资源的整合。据媒体报道，2006年苏州大学部分校董来到扬州考察、洽谈招商引资项目时，时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季建业，“委托”扬州市常务副市长王荣平介绍了扬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热忱欢迎董事们来扬州投资创业”“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实现合作双赢”。

根据《苏州大学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苏大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同时，校董们享有一些权利，如“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苏大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苏大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为董事来苏州公务提供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方便”。

评论人士指出，官员成为高校的兼职教授，得到了学术身份；而高校邀请官员加盟，则有助于提升学校地位，扩大学校声誉和影响力，甚至获得相关资源的倾斜。形式上是沟通交流，本质上是交易。陆群强调，这种交易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大量注水的官员文凭让学位含金量整体下降，草根学子的求学空间也被挤占。

展江曾在季建业学术造假被曝光后，撰文呼吁叫停官员在职读博。他在文章中写道：“笔者身在高校，深知莘莘学子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之不易。我读硕士期间，一名26岁的同室在二年级时病故，留下农村户口的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我读博士期间，一名聪慧过人的同学因过度用功而身心崩溃。我所知道的最悲惨的此类故事，恐怕是上海一所大学一位博士生读到第五年在写出论文前夜一头倒在电脑桌旁就再也没有醒来。而在老季这边，家藏亮闪闪的一摞文凭，可是他可曾有过一天寒窗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