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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阅第十五期》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
作者:佚名    决策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005    更新时间:2014/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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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238期)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二O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

王树华   陈柳 

转型升级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早在1995年,我国就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内涵更为丰富的转变发展方式。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化,明确提出“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提法略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就是要通过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发展)的质量或效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依靠“结构转型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时期,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工业尤

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内容之一的制造业结构调整,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

一、结构调整的两种途径

从途径上说,结构调整可以划分为“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两个方面。其中,“存量调整”一般是对既定的总存量体系进行的适应性、常规性调整。在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市场条件下,存量调整往往体现出经济体系的自我适应、不自觉调整的特征;在价格非弹性或者价格低弹性的市场条件下,存量调整更多地体现出外在的、自觉调整的特征。与之相对应,“增量调整”一般是对在现有存量基础之上所发生的流量进行调整与控制。进行增量调整既可以采取数量调节的方式,即通过调节增量资金的数量来优化经济结构,也可以采取结构调节方式,即通过调节增量资金的投向来优化经济结构。

深化结构调整,“不仅要通过投入实现增长,实现增量结构调整带动存量结构重组,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向存量的结构调整要速度,要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增量的角度分析,能否用好增量,对于结构调整意义重大。一般经验表明,有效的增量调整,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存量结构的积极变化,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合理的增量调整,不仅不能克服经济转型升级的障碍,反而可能复制旧结构甚至强化旧结构,进一步加剧结构恶化,增加下一次结构调整的难度。从存量的角度看,盘活存量,对于结构调整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存量基础过于庞大,有效的增量调整,将很难改变现有存量结构。在庞大的存量惯性作用下,投入的有限增量甚至存在被不合理的存量结构“同化”的风险。

在具体实践中,结构调整一般可以采取“存量一增量”调整和“增量一存量”调整两种组合方式。其中,“存量一增量”调整以存量调整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增量调整。其调整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优化存量,将调整效应导人流量体系,使实际增长率达到或者趋近于经济增长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相反,“增量一存量”调整以增量(流量)调整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存量调整。其调整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流量变动,将调整效应导入存量体系,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者趋近于潜在的最优增长率。在特定时期采用哪一种组合方式,主要取决于该时期存量的结构状况和增量要素的增长潜力。石磊的研究表明,“增量一存量”调整适用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增量要素供给弹性大,存量结构对于相对价格水平变动富有充分的反应弹性等情形;而“存量一增量”调整则适用于潜在经济增长条件恶化,存量基础庞大,存量结构无法对增量调整作出适应性反应等情形。

二、我国制造业实施大规模“增量调整”的空间有限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很多地区采用了以“增量调整”的方式实施转型升级,尤其是各地以发展新兴产业的名义进行了大量的制造业产能投资。但是,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制造业运行所呈现的特点,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通过“增量调整”方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可操作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1、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投资结构中的比重过大。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贡献份额常年维持在5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考虑固定资产处置等情形,2006年以来我国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60%以上的高位,2012年甚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88%。这就决定了继续通过大规模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余地已经很小。制造业是我国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行业,从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情况来看,新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新增投资的比重上升很快,从2003年的23.2%上升到2012年的38.9%。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预计制造业投资规模和比重在此基础上继续上升的难度很大。此外,在我国经济服务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引导下,服务业投资规模和比重将显著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空间。这些表明,在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存量规模庞大、新增制造业投资比重难以进一步提升的现实约束下,试图继续通过“增量”投资的方式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可操作空间不大。

2、多个行业产能过剩严重。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在制造业领域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投资,由此引发了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导致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严重影响到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使其自身发展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经济效益低下。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为78%,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在全国39个工业产品中,有21个产能利用率低于75%,其中光伏、电石等产品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不足60%。这一轮产能过剩具有全面性特点,大多数传统制造业和部分新兴产业都出现了过剩。由于本轮产能过剩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预计政府将继续执行严禁新增产能项目的调控政策。如果产能过剩问题迟迟不能得到明显改善,相关调控政策甚至会进一步收紧。

3、制造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降。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外需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我国制造业整体经营环境趋于恶化,特别是支柱型制造行业亏损面上升、盈利能力下降。以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为例,虽然制造业亏损面从2009年以来出现一定改善,但其盈利能力却没有相应得到提升,反而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2010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分别为7.6%、7.3%和6.7%。2011年,在我国产值比重最大的10个支柱型制造行业中,亏损面超过制造企业平均亏损率的行业就有7个。其中,产值最大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亏损面为16.8%,产值第二大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亏损面为16.1%,均比制造业平均亏损率约高7个百分点。在制造业经济效益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如果在这些行业再大规模布局产能,可能会使企业面临更严重的恶性竞争。

由上分析,在制造业新增投资乏力、产能过剩严重、经济效益下降等因素的制约下,制造业结构调整的重心不应再局限于“增量调整”,而要把重点放在消化存量,通过“存量调整”,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累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以“存量调整”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从我国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效果来看,历来是保增长易、调结构难。说到底这是粗放型增长惯性下的体制机制问题,导致我国制造业长期难以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即主要依靠新增投资来推动制造业规模扩大,而对存量结构调整重视不够,导致制造业经济效益长期在低位徘徊。如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考虑,政府掌握的增量生产要素将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入制造业部门的增量不可能很多,更何况目前在制造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存量已经非常庞大,有限的增量已经难以有效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为此,当前的制造业结构调整必须将调整的重点由过去以增量调整为主的“增量一存量”调整方式转为增量与存量调整相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的“存量一增量”调整方式。只有存量结构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增量结构的调整才能立竿见影。只有存量要素实现市场化流动和市场化再集中,才能形成向调整要速度、要效益的发展模式。从存量优化的角度看,当前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路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跨区域并购。当前,我国跨区域的并购仍然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和行政壁垒,这严重阻碍了存量资源的自由流动,使生产要素无法向优势企业集中。为了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不仅要废除国内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打破条块分割,也要鼓励境外优秀企业到国内参与并购重组,打破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界限,鼓励和引导行业龙头企业、技术领先企业和优势企业兼并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鼓励优势企业强强联合,鼓励关联企业、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促进我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这一方面,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光伏行业在过去长达两年多时间内持续低迷,面对行业困难各地政府没有进行政策兜底,而是采取坚持市场化原则支持兼并收购,整合了无锡尚德等经营困难的光伏企业。2013年下半年光伏行业迎来了复苏。除了需求再度启动的原因外,与相关政府部门坚持市场化原则促进行业向良性市场结构发展也密切相关。

    2、将国有企业作为“存量调整”的重要平台。国有企业是我国发展的最大存量资源。针对国有企业活力不够足、竞争力不够强等问题,要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实现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在有进有退中进一步凸显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中的集中度,引导国有资本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等领域。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比较可行的基本方式是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整体上市。通过继续提高资本证券化水平,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力度。可以借鉴上海等地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通过国资流动平台运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整合,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提供有力支撑。

    3、突出投资在“存量调整”中的作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把拉动增长的消费、投资、外需这“三驾马车”掌控好。在“三驾马车”中,外需的变化与国际经济走势直接相关,在欧美国家尚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形势在中短期内不容乐观。从消费的增长情况来看,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对于消费和出口而言,投资是相对可控的因素。鉴于当前我国固定资产规模庞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的实际情况,在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投资”这个工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改善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应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增加贴息、担保、补贴等间接投入,拉动更多的社会投资;杜绝或减少对那些产能过剩的制造行业的投资,逐步增加对高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的投资。

    4、以环境倒逼机制淘汰落后产能。2013年冬季连续雾霾天气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生态环境,而且从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来看,一些小钢铁、小化工、小水泥等“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型)项目,既是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的行业,也是我国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从经济效益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方面考虑,都必须调整。对这些行业,我们应当通过建立严格的环境倒逼机制,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升级改造。进一步提高项目准入条件,制定实施更为严格的环保准入标准,进一步提高技术准入条件,从源头上控制“两高一资”行业的无序发展,倒逼企业对生产工艺进行提档升级,对污染进行深度治理。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改进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主要通过单位GDP能耗、单位国土承载生态指标(比如单位面积CO2排放量、单位水域废水排放量等)等指标对各地进行考核,促使高污染、高能耗、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退出市场。

四、构筑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体系

    以存量调整为主的“存量一增量”调整方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应当立足于通过较小的增量投入,带动和盘活庞大的存量资产,实现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中,政府的政策引导、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措施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筑和强化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体系。

    1、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提高存量资源利用效率为落脚点,从体制上消除限制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根源。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管理的市场化管理机制。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实现公平竞争。建立劣势企业退出机制,加强市场引导,鼓励其释放占有的土地、能源、环境等各种存量要素资源,最大程度地盘活存量,促进存量资源高效利用。

    2、创造公平竞争的企业经营环境。积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善由于产能过剩造成的恶性市场竞争环境,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各种要素资源按照市场化原则向优势企业集中,从而提升优势企业的经营业绩。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各项制度性、行政性壁垒,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锁,构建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健全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现依靠市场规则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避免以行政化命令实施“关停并转”。

    3、强化服务业对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引领功能。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归根到底是稀缺经济资源在各产业之间配置以及每一产业内部的配置,而现代服务业具有天然带动和调整其他产业实现自我调整的能力。在当前阶段,应该充分利用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内在的机能,间接实现制造业结构调整的目的。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在市场体系中具有较强的疏导、中介功能,例如金融服务业资助优势企业盘活存量资产的能力和商业信贷机制,商贸服务业的商贸订单机制、货物代理机制、分销渠道机制等等。此外,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金融、商贸企业掌握着制造商、供应商的信誉信息,进而拥有对制造企业的引领、筛选功能。这表明,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需要服务业发展先行,要尽快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率先从政府主导型体制向市场主导型体制转变,鼓励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力。

    4、实行向研发环节倾斜的政策支持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偏好于采用指向性很强、很具体的产业规划来指导企业的投资行动。这种产业政策常常按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和地区等非市场化原则,人为地选择政府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而这种带有明显偏向的产业政策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的竞相效仿,往往演变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为此,应当改变以往政府直接投资和单纯以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的方式,避免以企业的产能规模为标准进行支持的思维惯性,避免按照公有化程度、规模大小等非技术和效率标准制定优惠政策的倾向。政策支持重点应当向研发环节倾斜,向应用环节倾斜,这将有助于帮助技术上率先突破的制造企业获得爆发性成长的机会,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摘自《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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