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期

（总第232期）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二Ｏ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从科学发展高度看人口问题

蒋正华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古代人类生产力低下，资源供给丰富，生活环境艰苦，死亡率极高，需要高生育率以维持种群的存在。进入工业化时期，生产力空前提高，资源匮乏、生态失调、环境破坏等问题不断出现，迫使人们考虑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世界达到一个为大家普遍能接受的均衡状态。在人口领域中各种观点指导形成了最低人口、适度人口、最优人口、最大人口、均衡人口等概念，并构造了许多数学模型，获得了相应的全球和国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数字结果。尽管受到社会问题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各种数字结果只是相对的，还可能受到外因、内因认识发展而改变，但其研究思路和时限性的定量分析结果对决策仍有重要意义。

半个世纪以前，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世界各国的警惕，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中，保罗.利希教授惊呼：“我们将会被我们自己的繁殖逐渐淹没”。他的话只对了一部分，20世纪世界人口从16亿增到61亿，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100年。但从20世纪后期起，人口增长迅速减慢，现在又充斥着另一种呼声。日本厚生省报告：“日本的人口……到3000年大约为500人”，许多国家都出现这种人口末日的声音。同样，这也不会成为事实，人类社会将会在新的条件下采取明智的对策，发展将会持续。

    一、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经济成果的消费者。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有体力和智力的贡献，也由消费需求而刺激了经济供给。经济增长则满足了人口消费，至少应当满足最低消费需求，低于这个水平则人类社会将发生动乱，在各要素适当配置条件下可以优化增长水平，达到一个最佳的经济人口结构。根据大量实证研究，当人口年增长率为l％时，为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经济增长率应为2.5％左右；这个数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变化、其他环境等因素的改变而有所调整，但总体趋势不变。为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而必须达到的投资率称为人口投资率，也是必须保持的最低增长率，其剩余部分才能用于进一步发展或提高生活水平。除了人口总量外，人口结构也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影响更是直接。在现实社会中，曾多次出现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是否过剩或人口是否过多的争论。一段时期某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率高并不足以断定这个区域的劳动力过剩，经济结构失调可能引起结构性失业，政策失当也可能推高自愿失业水平。但是，相当长时期内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则应看作劳动力过剩的征兆，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则是绝对的劳动力过剩了。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之一，不同发展时期充分发挥着内生因素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曾流行过人口陷阱论，认为人口增长快将使经济起步时受到拖累，经济增量为增加得很快的人口消耗殆尽，又落入发展乏力的陷阱中，只有外力的推动才能使这一地区跳出人口陷阱。另一种理论产生于亚洲发展经验的总结。除菲律宾等少数国家外，亚洲许多国家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获得了初步的繁荣，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优势消失，发展难以维持，必须增加劳力。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红利，这段发展时期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时期。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1998年《世界人口现状报告》中使用了人口红利一词后，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了这一概念。但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既打破了人口陷阱论，也将打破人口红利论，无论在何种人口环境下，只要采取得当的政策，都可以利用好不同的内生因素助推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中曾出现过经济学家困惑的现象，美国技术水平高、劳动力少，在贸易中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经研究发现，产生这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规律现象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同类国家的四倍，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优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列昂惕夫之谜。可见，劳动力数量庞大不可恃，技术进步、素质提高、数量适当才是发展之本；与时俱进，深化改革才能长保发展。在许多案例分析中，劳动力与经济发展关系不相一致，与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等关联更密切。总的说来，既不可片面强调廉价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关联作用，也不可完全忽视其影响。基于以上规律，不难根据投资、人口增长、资本折旧、技术进步、报酬递减等资料，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在投资与消费问适当分配的不同总目标下可以解出相应的最优值。就中国条件进行的定量计算说明，远期的最优人口总量约为7～8亿人。

除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外，经济发展也会影响人口增长。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使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一般的解释是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效用下降而养育成本提高。死亡率下降使孩子在成年之前夭折的风险减少，进一步压制了多生育的愿望。近代计生育技术的进步和高效药具的发明使少生育的愿望更加容易实现，这些都是拜经济发展之赐。上述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只是实际现象的解释，不能用于定量的预测。要精确地算出孩子的成本、效益和多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效应、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若将孩子也当作一种消费品来定量分析，还必须研究对其他消费品的替代效应和孩子在感情上的价值，其定量计算更是困难。因此，现实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已有各地区或一个地区的历年经济、人口统计数据，并利用各种数据处理技术进行相关分析，估计经济增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虽然算不上准确，但是可以发现许多重要的趋势信息，对宏观决策而言是十分有用的。

    二、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对人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世界各国死亡率的差别主要由社会因素决定，营养水平、生活环境、医疗条件等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早在19世纪初，就有学者专题研究过富人和穷人、统治阶级和工人阶层物质和精神状态差别对寿命的影响，20世纪保险业的发达提供了更多的数字，细化了这些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医疗技术提高、义务教育普及以及公共服务的加强，人类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各国的平均寿命差距缩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相似或更高收入下的水平。有时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措施的推行可以迅速降低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斯里兰卡引入DDT，蚊虫滋生受到强力遏止，疟疾病患者大幅减少，一年内该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1/3。全球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约为46.5岁，到80年代前期提高到59.5岁，此后平均每年约增加0.25～0.3岁。中国解放前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建国后平均寿命迅速提高，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本世纪中，中国人的健康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平均寿命很可能达到并超过80岁。

社会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加复杂，许多人文因素难以用数量化的技术研究。总的说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在一段时期内可替代多子女的生育需求，但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生育文化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转变。社会复杂的阶层结构和多元文化，形成了多元的家庭生育需求，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将在很长时期内需要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等各领域采取目标一致、协调有力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

人口发展态势同样影响了社会发展。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地区面临着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卫生健康投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而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地区则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重新平衡、社会建设策略调整等新的挑战。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全球人口发展模式最快的转变过程，这些问题尤其突出。中国许多地区承受过儿童快速增多，小学、中学设施不足到儿童数量剧减，大量学校闲置的压力。当前正承受着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养老服务设施不足、代际利益亟待协调等社会问题的冲击。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时期，形成了大量独生子女户，这些家庭的老龄工作、独生子女死亡形成的特殊困难等问题，尤其需要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妥善安排，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发挥支持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促进逐步形成低生育家庭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从而形成互相配合的政策、法制、社会、人文环境，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科学发展。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种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产业形态的转变，可利用的资源也不断增加，可以供给人类生存的潜力也不断增加。一个最粗略的估计，狩猎采集时期，约需30平方公里陆地资源才能供养一个人，当时全球只能养活500万人；畜牧业时期，资源利用效率提高，0.5平方公里到2.7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就可养活一个人；到农业时代，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每平方公里陆地可养活40人；工业经济时期利用资源的能力更加提高，但许多资源储备已感稀缺，每平方公里陆地供养能力比农业时期大约只提高四倍，达到160人，全球最多只能支撑约200亿人。

地球对人类的支撑能力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数值与支撑何种类型的生活有关，也与技术发展水平有关，各种资源稀缺程度不同，支撑能力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学者认为，从最严酷的资源条件和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角度看，全球只能容纳24亿人；另一些学者认为，遗传工程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可以养活500亿人；更有人认为，如果人类都容忍像非洲沙漠中居民的生活，地球更可支撑数千亿人的生存。绝大多数人认为，按目前可见的发展速度，地球应当可以支撑100～150亿人在一个合理的生活条件下存在而不致发生严重的冲突。

粮食是人类生存最必要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类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但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生产肉类。生产l公斤牛肉需要消耗7公斤粮食，1公斤猪肉消耗3公斤粮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人口迅猛增加，世界粮食储备已多次降到安全线以下。除了粮食之外，油、气、煤等能源储备也已看到尽头，即使可以开发出可燃冰等新能源，其代价也将十分昂贵。铁、铜等许多不可再生金属资源，大多只能供应100多年使用。在今后的50年内，全球经济还将增长4倍左右，资源危机已经明晰可见。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要求。

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消耗自然资源。全球表土储量约为35000亿吨，每年流失230亿吨，自然形成新的表土数量很少。地球上半数以上的可耕地耕种条件很差，勉强开发需要大量投入，得不偿失。目前全球自然资源的服务能力有2/3正在下降，我们在自然资产负债表上处在负债状态，人类活动消耗的资源大大超过其再生能力，这种生产方式基于牺牲子孙的利益，是不可持续的。本世纪初，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他组织的支持下，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95个国家的1360位学者参与了该项研究，2005年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在研究报告中，既肯定了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也按国别评估了许多国家自然财富的减少，其结果令人震惊，不少国家减少的自然财富为生产出来财富的35倍。对中国评估的结果，发展增加的财富约为减少的自然财富的9倍。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总体上是十分成功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是中国的基本同情”。中国人均淡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l/4，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四成，油、气资源大量依靠进口，许多矿产资源也要依赖世界市场。制约中国发展而又无法进口的资源瓶颈是淡水。按照目前用水状况，中国人均GDP达到l万美元时，全国地表水可能全部用尽。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与需求不能匹配，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需花费在调水上。长江以南38％的耕地资源获得83％的水资源，黄、淮、海、辽河流域占有42％的耕地，却只有9％的水资源。蓄水、节水、调水等措施一直得到政府高度重视，但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可以在一定的技术进步、资源替代、生活水平、结构调整以及资源供给约束等条件下，研究中国最大和可容忍的人口承载量。大体而言，16亿左右人口是中国社会尚可容忍的数量，总人口达到18亿左右，就可能产生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就本世纪而言，应当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完善人口政策、优化人口分布，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通过综合协调发展，实现中国人口均衡

人口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复杂系统，从生育率很高猛降至低生育水平，系统承受了强烈的扰动，要调整至一个稳定的状态需要70年以上时间。近年来，社会上就中国人口政策的完善，提出了许多建议。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有的提出将提高人口质量放在优先位置，有的提出以增加劳动力供应作为直接的对策；从满足社会不同需求出发，有的建议立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有的认为应当逐渐调整；从资源、环境观点看，有的主张严格控制生育，将总人口逐渐调整至5亿人，也有的以为可以承载更多人口。

要做出正确决策，必须有明确的思路，并对各种建议的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应对长远的人口总目标有一个前瞻性的设计。中国近年每年新增劳动岗位约为800～1000万，考虑到2020年后经济增长率将适当降低，每年新增劳动岗位将逐步降至600万左右，与人口变化走向一致。至本世纪末人口稳定，每年出生与死亡数相等，大体上在1200万左右，经济增长率稳定在较高水平，为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公共服务、完善福利供给及其他方面需要提供足够支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可以达到80岁，至本世纪末更可接近90岁。每年出生1000万人，达到人口稳定时，总人口为8～9亿；每年出生1200～1300万人，总人口可达到10～1l亿，人口结构达到均衡；在调整过程中，最大人口数为15亿左右。这样的人口发展过程比较平稳，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水平所能承受。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平衡，可以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加以调节。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进步，更多资源可以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这一方案的缺点是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类型家庭对多生育子女的要求。立刻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可满足部分家庭多生育的要求，但产生生育失控的可能性很大。有些学者以山西翼城县及甘肃酒泉市为例，认为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可以得到控制，这是片面的。1984年开始的“二胎政策”试点，曾在40多个地、县

(市)实施，1988年为使试点成功，调整为13个点，但大部分在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陆续退出，最后只剩下5个县、区、市，成功的只有两个。因此，从整体看，试点不能证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可以立即推行。更现实的办法是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类指导，分批逐步实施独生子女间结婚可以生育两孩、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二孩，直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特殊情况可以生育多孩的方案。国家可以控制当每年生育数量降至1400～1200万时开始，由各地区逐步调整政策措施。在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可以实施特殊政策。

将中国总人口降至5亿人的愿望很好，但难以实现。在短期内猛烈降低人口数量将产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风险很大，有可能影响国家稳定、安全。在下一世纪，根据当时新的情况，也并不是不可以考虑新的人口目标。制定政策和实施措施既要考虑其科学性，也要考虑其可行性，需要兼顾各个方面的需要。中国人口在本世纪末若能稳定至10～1l亿，劳动力总量将超过6亿，完全可以满足发展经济的要求，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弱，经过21世纪中期老龄化高峰的考验，这样的老年人比例将成为常态。也许，由于社会发展，人类健康水平提高，老年的定义也将随之改变。考虑到19世纪55岁就被认为是老年人，20世纪中老年的定义就提高到60岁，21世纪初、中期进一步提高老年的定义是完全可能的。

今后数十年内，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各领域政策，使低生育水平家庭受益，我们可以争取在远期完全取消对生育孩子数的规定，让计划生育回归至家庭计划的本来面目，通过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机制的作用，维持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家庭的低生育、高素质、低死亡、高寿命的人口，政策观念就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最终达成一个优良的人口均衡状态的最好途径。各领域的发展和政策与人口发展政策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整合、平稳过渡到最终目标，社会容易适应，政府容易把握，在发生意外情况时，也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本世纪末最终达到的均衡人口状态是，平均寿命85～90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为1.1％～1.2％，每年出生与死亡人数均为1200万左右，劳动力6亿多，60岁以上人口约占1/4，总人口为11亿左右。根据当时的全球和中国发展情况，这一目标可以进一步调整。（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