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期

（总第230期）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二Ｏ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汉唐良吏怎样打“亲民牌”

王春南

汉唐之世多良吏，他们是治世的能臣。所谓“能”，不是指执法严苛、峻刻，而是指顺应民意，施政宽和。“治民所以便民”，凡利民者行之，凡害民者去之，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受惠的百姓在良吏们离任后，仍感念不止，正如史书上写的，“所居民富，所去见思”。

以理乱绳的耐心治理“乱民”

    汉宣帝时，勃海郡(辖境包括今天津市，河北、山东各一部分)连年饥荒，盗贼蜂起，郡守控制不了局面。汉宣帝让人推荐能够扭转勃海郡危局的官员，丞相、御史不约而同地举荐了龚遂。于是汉宣帝任命龚遂为勃海太守。

    朝廷遇到棘手的事，想到了龚遂，以为能够控制勃海郡局面的郡守，非他莫属。而龚遂此时还在服刑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因昌邑王一案的株连，被处以髡刑(剃去须发的一种刑罚)，并处以四

年筑城劳役。作为“罪人”的龚遂，一夜之间成了勃海太守，当时年已七旬有余。汉宣帝召见了他，见其形貌短小，不免有点轻视，以为未必如人们说的那么有才干、有能耐，便问道：先生有什么办法消弭盗贼呢?龚遂答道：勃海濒临大海，远离京城，皇上的德政推行不到那个地方。民众饥寒，而官吏不闻不问，不予救助，出点事是难免的。他反过来问宣帝：皇上今天是想要我凭借武力肃清盗贼呢，还是想要我安抚他们呢?宣帝说：我选用贤良的官员，就是想安抚他们。龚遂说：“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可以治。”意思是说，治理纷扰不已的勃海郡，心急不得，鲁莽不得，不管三七二十一，乱砍三斧头，是无济于事的；而要以整理乱绳的耐心和细心，解决问题，安定局面。他向汉宣帝提出要求：让他在勃海郡便宜行事，丞相、御史等不要干预他的施政。汉宣帝批准了龚遂的请求，以及治勃方针。

    勃海郡听说新太守到来，马上派出一队士兵跑到很远的地方迎接和保护他。龚遂把士兵们统统打发回去，不要武装护卫。他很自信，并不担心会有人害他。他给所属各县发去公文，命令将缉捕盗贼的官吏一概撤去。参与骚乱、抢劫的人中，凡持农具的，都是良民，不得追究；手持兵器的，才是盗贼，必须追究。龚遂单车独行至太守府，郡中居然没有再出现风波。龚遂争取了被裹挟的民众，孤立了真正的盗贼，他们就掀不起大浪了，也就好解决了。

    龚遂又开仓借粮食给贫民，选用良吏管理民众，劝导农民努力耕种，并具体规定一家须养两头母猪、五只鸡，一人须种几棵树、多少葱韭。民众有持刀剑者，动员他们卖掉剑买牛，卖掉刀买牛犊。在龚遂的治理下，勃海郡出现了“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数年”的安定、繁荣景象。

不尚严酷尚宽和

年幼的汉昭帝登基后，朝政掌握在大将军霍光手里，他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于是很多平庸的官吏纷纷崇尚严酷．并且以此为能。

    在这种峻急的官场风气之下，良吏黄霸不追时髦，不赶浪头．依然宽和施政。

    朝廷以汉昭帝的名义下过几次“恩泽诏书”，示惠于民。很多官吏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将“恩泽诏书”压下，不向百姓宣布，更不予执行。黄霸出任颍川太守后，派下属到各地宣布“恩泽诏书”，让民众普遍知道朝廷对他们有哪几项“优惠政策”，并落实这些政策。

    黄霸规定，颍川郡境内，邮亭(即后来的驿站)、乡官都必须养鸡养猪。干什么呢?原来是要用所养的鸡和猪赡养鳏寡贫穷者。黄霸还建立、健全基层组织，通过老人、师帅、伍长等督励民众从事生产，做好事、善事，预防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黄霸不嫌这些工作烦碎，一项项地、实实在在地去推行。

    有一位姓许的县丞年老耳聋，督邮(太守派到县乡督查的代表）要把他撤掉，黄霸不同意。他说，许县丞虽老，还能办事，耳朵重听，有什么关系呢?有人问他，你为何坚决不让撤掉许县丞呢?他说出了一番道理：官员更换频繁，送旧迎新需要一笔费用。在新旧交替之际，难免有奸吏乘机隐匿账簿，侵吞财物。这花费和损失，数目不小，都由民众负担。况且所换官员未必贤能，有的可能还不如原来的。“凡制道，去其甚者耳”，治理国家，要防止走极端。从黄霸处理许县城丞的去留问题，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指导思想：任用一个人，或撤换一个人，要考虑到新的是否一定胜任过老的，是否会给民众添加负担。黄霸每做一件事情，都能为百姓着想，都要求对

民众有利而无害。

    《汉书·循吏传》说，黄霸“以外宽内和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黄霸不靠施政果敢、威猛，博取表面的热闹、短暂的成功，以及一时的喝彩，而

是靠施政宽和、措施扎实，取得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功。黄霸作为一名地方官，以其治绩，跻身汉代名臣之列，并升任丞相。

解决民众住房问题

    唐朝颜真卿的外孙韦丹，是一位清正廉能的官员。德宗时，新罗国国君去世，朝廷任命韦丹为司封郎中，派他前往新罗国吊唁。唐朝有个规矩，凡官员出使外国，不发差旅费；而赐给州县官10个职位，官员可将这10个职位卖掉，将所得银两充作出国经费。买得的这种官被称为“私觌官”。韦丹不愿通过卖官——尽管是“合法”的，获得出国费用，他要堂堂正正地从有关衙门领取差旅费。于是他要求朝廷按实际需要发给旅费，德宗批准了他的要求，命有关衙门照付。韦丹还没有启程，又传来了新立的新罗国国君去世的消息，朝廷就没有让韦丹去新罗，而让他到地方任职。

    唐宪宗元和年间，韦丹出任江南两道观察使。江南两道简称江西，其观察使管辖的地方很大，有洪、江、信、袁、抚、饶、虔、吉八州，相当于现今江西省。韦丹到任后，发现民众居住的都是以稻草、茅草等为顶，以竹子为梁、椽的草屋，没有人住瓦屋。草屋受风雨侵蚀，易于倒坍，且易于失火。为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韦丹请来制瓦的师傅，指导制瓦。他规定：民众有能力自己盖屋的，可以到官府领取瓦和其他建材。官府将这些物资以成本价赊给他们，可慢慢地还，官府不会催逼。还给予造瓦屋者政策上的优惠：免除一半赋税。流亡在外尚未归来的，官府先为他们建好房，一旦返乡，便有新房可住。贫穷无力建房的，官府予以资助，使他们也能建房。韦丹亲自鼓励、督促建造瓦屋。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民众不但居有定所，而且住房来了个“更新换代”，草屋普遍换成了瓦屋。在韦丹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韦丹通过出台好政策，居然做到了。

    韦丹还曾清查国家粮库。有一名仓吏管仓10年，韦丹查核其所管仓库粮食，发现少了3000斛。查阅从其家中搜出的账簿，发现短少的粮食原来被掌有实权的官员们侵吞了。韦丹把这些官员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凭借权力侵占国家粮库的粮食，这是犯罪。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你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将侵占的粮食归还。这些官员知道韦丹讲话的分量，到期没有一个人敢于拒不归还。

过了40年，唐宣宗与宰相们谈论“元和时治民谁第一”，周墀说，我曾在江西当过官，知道韦丹立有大功，施惠于八州民众。他去世40年了，“老幼思之不忘”。

为上司拉纤，换取农民减负

    唐朝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益昌属利州(在今四川)，县城距离利州州治40里，州刺史崔朴喜欢游山玩水，常常在春天与宾客、下属泛舟出游。来到益昌县，便要县府派民夫前往拉纤。

    有一次，崔刺史乘船来到益昌，照例命县府派民夫拉纤。民夫派去了，拉着刺史的船前行。玩兴正浓的崔刺史忽然发现，在拉纤的民夫中，居然有一人是县令何易于。他大吃一惊，忙问何县令是怎么回事。何易于说：现在正值春耕大忙，农民们既要耕种，又要养蚕，忙得很呢。全县只有县令有空余时间，可以来给刺史大人拉纤。崔刺史既尴尬，又惭愧，与宾客、下属急匆匆离去。从此，崔刺史再也不敢要益昌县府派民夫给他拉纤。何县令不动声色赶走了扰民的崔刺史。

    盐铁官向益昌县农民征收茶税。皇帝也下了诏书，要收茶税。何易于看了诏书后说：益昌人即使不缴茶税都难以存活，更不要说征收这么重的茶税了。他随即命令下属将诏书收起来，不要向民众宣布，更不要执行。下属不敢照办，他们说：天子的诏书怎敢拒不执行呢?这样做，我们是要犯死罪的，你也难免被放逐。何易于说：我怎敢爱惜自己的性命，让百姓受罪?此事由我承担，跟你们没有关系，不会连累你们的。

    百姓有死丧不能安葬的，何易于拿出自己的俸禄，让手下人代为办理丧事。他督促赋役，不忍心逼迫赤贫户，有时就用自己的俸禄，代他们缴纳赋税。

县里送往迎来，不胜其烦，除了制度规定的供给之外，何易于对过往官员从不额外赠予钱物，不慷公家之慨。他不会巴结上司，也无求于过往的官员。上司和过往官员在益昌县受到的接待，都是低规格的，他们捞不到任何好处。因为这个缘故，很少有官员为何易于说好话。坚持原则的官员，得票常常少于丧失原则的官员，官场就有这样的怪事。何易于考绩只得了个“中上”，后调任罗江县令(罗江在今四川)。刺史裴休曾到罗江县，何易于只派了三个人接待他。何易于就是这样廉洁、简约，这是本性使然。即使对刺史大人，也不例外。

为何汉唐良吏多

    对地方官员重要性的认识，历代帝王很少有超过早年生活在民间的汉宣帝的。

    汉宣帝说过：百姓所以能安居乐业，“而无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官员施政平允、公正，断案合乎法律。与我一起治理国家的，不是那些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吗?

    汉朝对于治绩显著的郡守，往往下诏书褒扬、勉励，提高官秩、俸禄，赐以黄金及爵位，有的甚至赐爵关内侯，以示荣宠。中央高官丞相、御史等需要补充时，往往从郡守中选拔。这些措施，对地方官无疑是很大的策励，故而官员们大多积极向上，官场呈现清新之气。班固《汉书·循吏传》说：“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官，曾说：“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唐朝刺史是州的行政长官，其职责和管辖范围与汉代刺史有所不同。唐太宗把各地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宫中屏风上，经常观看，并将各人的表现分别写在名字的下面，作为日后任免、升降的依据。又命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推荐堪任县令者，得到了一批良吏。开始时，都督、刺史都由皇帝亲自册封，后来皇帝不再册封，不过仍于任命之日在便殿召见，赐给衣物，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与期许。唐玄宗时规定，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副长官缺，从曾经担任刺史的官员中选拔；各部高级部员郎中等缺，从曾经担任县令的官员中选拔。《新唐书·循吏传》说，这样选拔的官员，“虽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

多半是好的。此书又说，唐代国祚绵长，“与汉相埒。致之之术，非循吏谓何?”认为唐朝是靠良吏治国实现繁荣、兴盛的。

    “吏良，则法平政成”。良吏们执法平允而不峻急，公正而不偏私。良吏多，上下就和顺，政治就清明，这是汉唐之世治理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