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对外联系便利的东部沿海设立多个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大力吸收外资、引进技术、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产业转移，成为工业化增长极，引领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沿海地区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然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挑战，沿海地区依赖国外资金、技术和产业转移，大量投入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外源性、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要转变传统发展方式，关键在增长动力的转换，从依赖人力和资源的粗放投入转向依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驱动，以自主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重在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升级版创新增长极。

一、借鉴东亚新兴经济体经验，构建创新增长极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其增长势能通过不同渠道向外辐射、扩散，引领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选择对外交通方便、发展环境优越的地点建设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能够带动经济起飞，成为推进工业化的增长极。以新加坡、韩国及我国台湾省等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初期都设立了一批出口加工区，如新加坡裕廊工业区、韩国马山出口加工区、台湾高雄出口加工区等，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促进了经济快速成长。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如果过度依赖外资、引进技术，自身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会被锁定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知识、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发展中国家经济需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转型升级，就要更新发展引擎，打造升级版的经济增长极。即把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技术、产业建立的外生嵌入型增长极转变为依靠自主创新的内生创新型增长极，集聚知识、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和创新资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走出自主发展的道路。

在科技创新中，从创新成果的生产、孵化到创新产品的市场化、产业化，是一个极为漫长、艰难、充满风险的嬗变过程，需要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各种创新创业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有力支撑。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打造创新增长极，有利于加快创新进程、提升创新绩效。当代创新型经济增长极是“科学园区”，它以美国硅谷为代表，依托一流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大量集聚科技人才、创新资源和高技术企业，是产学研紧密融合、协同创新，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创新资源匮乏、创新机制薄弱，创新环境落后，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追赶发达国家先进科技水平，以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就更需集中全力营造适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利环境，打造创新增长极。

在20世纪70年代，东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高速成长阶段结束，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它们仿效“硅谷模式”，相继创建了肯特岗科学园区、大德科学城和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成为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升级版增长极，培育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高技术领军型企业，有力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台湾为例，1970年代因受国际石油危机冲击，台湾当局决定按美国硅谷模式在新竹设立科学工业园区，推动经济转型。园区在创立之初就确立“高科技化”、“学院化”与“国际化”建设方针。“高科技化”是选取集成电路、计算机等产业，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学院化”以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和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依托，走产学研结合道路；“国际化”是园区注重国际合作，从美国硅谷吸引大批华裔科技人员回归创业。新竹现已是台湾高科技研发中心和世界级高技术产业基地，集成电路、影像扫描器、电脑等产值均占台湾50％以上，被称为“亚洲最成功的科学园区”，带动台湾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目前，新加坡人均GDP高达5万多美元，韩国和台湾也已超过2万美元，是当代世界为数不多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经验很值得借鉴。

二、打造沿海创新增长极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2013年，我国210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吸引外资占全国的l／5，贡献的GDP占全国l／8。114个国家级高新区实现增加值占全国GDP比重达10％以上，出口创汇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16.9％。其中，沿海地区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07个，国家级高新区59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73个，均占全国一半以上，拥有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要素占全国比重更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但与建设国家创新型经济增长极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空间上布局分散、体制上条块分割、产业上低端分工是最突出的弊病。

1．开发区空间布局分散造成创新资源离散。科技创新要求创新主体持续进行知识、技术、信息的大量交换和反复交流，创新资源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可以降低知识、技术、信息的交流成本，共享创新基础设施，增进科技创新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科学园区创新要素高度集聚，而沿海许多开发区空间布局分散。如江苏是我国开发区数量最多的省份，有11个国家级高新区、25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15个国家级大学科学园。在江苏省内，仅苏州市就有3个国家级高新区、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3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而省会南京也同城布局1个国家级高新区、2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5个国家级大学科学园，还有3个大学城。因开发区布局“碎片化”，以致数量虽然众多，但却“多而不强”，许多发展指标都落后于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高新区，没有一个开发区被科技部确定为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在“唯GDP”的单一考核评价体系下，又造成各类开发区的低水平恶性竞争。难以集中资源、形成合力，不能适应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的需要。

2．体制上条块分割阻碍产学研协同创新。沿海开发区空间布局分散，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上条块分割。我国现有的众多经济开发区、大学科技园和高新区，分属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分管产、学、研的不同部门，还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层级，重重部门壁垒、地区壁垒造成条块分割甚至是“同城分割”，严重阻碍知识、技术、信息的相互交流，严重阻碍产学研协同创新。“硅谷”的发展模式表明，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当代科技革命的创新中心和知识经济的策源地。高科技创新主导的“科学园区”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园区”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园区”依托一流研究型大学，拥有自主创新的“智慧大脑”。“学院化”是科学园区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才能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园区。由于体制上的条块分割，沿海许多开发区以至高新区与世界一流科学园区相比，最大差距在于缺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人才、智力、技术的全面支撑，发展动力和创新潜力不足。上海浦东开发建设了陆家嘴金融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港区等六大功能区域，甚至还在浦东核心区划出大片土地建设了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却没有先行规划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无法强力吸引、大量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以致最具科技研发实力的上海交通大学还要在远郊吴泾另择新校址，并重复建设与张江高新区功能相同的紫竹高新区；甚至新建的大学城布局在距浦东更远的松江，导致产、学、研空间分离。“开发区”缺失创新本源的“产业开发”、“技术开发”，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潜力。

3．沿海开发区的更突出问题是产业低端分工，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许多开发区、高新区长期以招商引资为主，实际上只是把外国资本、技术与国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和加工“出口加工区”，而不是“高科技研发中心”。区内产业大多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制造环节，关键技术、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等都要依靠进口，缺少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自主创新技术、自有驰名品牌和本土领军企业，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关联度不高、辐射力不强，其实质功能与第一代的工业化增长极并没有太大差别，难以承担创新型经济增长极的重任。

沿海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科教资源丰富，是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核心力量。但要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还需做出更大努力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环境、提升创新绩效。关键是要破除开发区布局分散、条块分割、低端分工的困局，在功能定位、发展模式、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全面转型，打造升级版的创新增长极。

三、打造沿海创新增长极的具体思路

沿海开发区转型发展、打造创新增长极的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功能定位转型。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向高科技创新主导的“科学园区”转变。在沿海科教中心城市选择科技实力雄厚、创新资源集聚、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开发区，全力打造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2．发展模式转型。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变，从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产业的外源发展模式向以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自有品牌为主的内生发展模式转变，“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利用沿海对外交往便利，与新加坡、台湾、韩国联系密切的优势，积极借鉴其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经验，加强与新、台、韩以至世界的著名科学园区、高科技企业和研究型大学交流，吸引其在沿海开发区建立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并探索在海外建立国际合作创新园区，主动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广泛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3．空间布局转型。由分散、分割向集聚、融合转变。重点是打破条块分割，借鉴北京中关村市属和区属开发区统一管理的“一区多园”模式，以及广州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四区合一”管理模式之长处，把现有产、学、研各自为政的开发区、大学城、大学科技园和高新区，整合为各具特色、互补分工、紧密一体化的国际科学园区，形成强大的协同创新平台、产业创新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

4．产业结构转型。引导开发区实行“优二进三”、“退二进三”，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高科技创新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

5．管理体制转型。推进开发区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改革，引入动态竞争机制，以自主创新指标作为园区发展的主要评价标准。争取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支持，与沿海省市共同创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打造沿海升级版的创新增长极是重大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工程，可以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那样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复制推广。江苏是沿海经济技术发达省份，也是我国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试点省，科技创新能力连续多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苏州、无锡、南京、常州的城市创新力均居全国前10位。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参照执行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各项政策及配套措施，标志着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5市的8个国家高新区及苏州工业园区，要求建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建立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打造升级版创新增长极提供了机遇。自主创新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重内涵，而制度创新能够为发挥技术创新的活力与潜力提供良好环境和有力保障。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要建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首先要建设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以制度创新释放技术创新的无穷活力与巨大潜力。

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体制创新，可借鉴北京中关村“一区多园”管理模式和广州开发区“四区合一”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北京把所有市属和区属开发区交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统一管理，并实施促进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上海张江高新区也实施了“一区多园”的类似政策，经济实力与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形成“北有中关村、南有张江”的领先格局。广州对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实行“四区合一”的管理模式，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在全国经济开发区中名列前茅。

2014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北京中关村试点政策、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关村“一区多园”科技体制创新经验的实质，是打破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束缚，把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全面推广到各类开发区，优化创新环境和创新资源配置以促进科技创新。借鉴北京中关村等的体制创新经验，在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苏州和创新资源密集的南京，可以苏州工业园区、南京大学城等为核心，重点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改革试验区、一体化先行区和创新核心区，并把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推广到各类开发区，“先行先试”推进各类开发区的体制改革、政策创新、转型升级与一体化整合，打造升级版创新增长极。

苏州工业园区是江苏规模最大、高科技产业实力最强的开发区，综合发展指数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主要发展指标居国家级高新区前10位。以2002年建立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为标志，苏州工业园区就已开启了向“科学园区”的转型进程。不久前召开的中国一新加坡联合协调理事会，已确定苏州工业园区将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向“科学园区”全面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新加坡、台湾科学园区的规划、建设与发展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合作的主要平台，也是台湾高科技产业投资密集的园区，有优越条件借鉴新加坡科学园区和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经验，进而强化与这些著名科学园区的合作交流。新、台科学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关键在于实行“高科技化”、“学院化”与“国际化”建设方针，积极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集聚。苏州工业园区已引进中科院纳米研究所和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0多所国内著名高校的研究院人驻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还建成中外合作办学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并通过入驻园区的国内名校，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已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这一集聚全球科教资源、创新要素的独特优势是我国其他高新区难以相比的。发挥其优势，并争取像张江高新区那样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开放政策，促进国内外人才、智力、知识、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交流便利化，提升园区发展的国际化水平，苏州工业园区有条件进一步集聚全球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全面融入国际创新体系，构建世界一流科学园区。（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